为什么农村孩子更容易被顶替上大学？｜大象公会
农村人之所以能够被轻易冒名顶替，真正的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身份体系。
文｜闻韶
2020 年 6 月以来，多起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陆续爆出。最先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是陈春秀，她在 2004 年考起了山东理工大学，自己却毫不知情，上大学的机会被他人冒用其身份顶替了。
紧接着，山东两年 242 人涉冒名顶替事件浮出水面。6 月 22 日，山东济宁人苟晶爆出自己两次高考均被冒名顶替之事。
这些冒名顶替者们身份模糊，但是被顶替者们却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—— 他们都是农村人。
如何冒名顶替
顶替他人上大学背后，其实是冒用他人的姓名、身份、档案、高考成绩和录取通知书，进而掩护自己上他人考起的大专学院的一整套操作。
乍看起来挺复杂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难：第一步，截取录取通知书；第二步，调取学籍档案；第三步，修改户籍身份。如果能瞒住当事人，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
能玩这手的人，往往并不具备直接在高考流程和成绩上作手脚的能量，而大多是权力有限，但能熟练掌握乡镇、县城「关系」的「地头蛇」。
在互联网查分和电话查分出现前，考生绕过学校自行获知成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同样，在平行志愿网上填报出现之前，填志愿一直是某种程度上的玄学。
因此，只要打通了学校教务处的关节，瞒下考生的成绩或录取通知书，被冒名顶替的考生们或者被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成绩，或者只以为自己填错了志愿而没有被录取。想来想去，只能是自己落榜，根本猜不到自己被冒名顶替了。
在刚刚爆出的农家女被顶替上大学事件中，受害人陈春秀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或录取电话，也只是以为自己落榜了。
瞒下录取通知书容易，接下来的步骤是，如何凑齐一整套材料让顶替者去上大学？
陈春秀百思不得其解，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和高考准考证都在自己的手中，为什么对方可以绕过自己径直去山东理工大学报到？
其实，到高校报到并不需要准考证。顶替者只需要调取她的档案，并伪造户籍身份即可。
调取档案这一步相当简单，高中生的学籍档案直接保存在学生所在高中。既然可以通过关系拿到录取通知书，拿走学籍档案也并非难事。
伪造户籍相对困难，但在 2000 年代前，这也不是办不到的。
在 2010 年的张志刚被庞跃华顶替上大学事件中，庞跃华介绍了自己伪造手续腾挪户籍的全过程。在乡镇一级，只要能准确找到关系，无论是自己冒用他人户口，还是给被冒用者重新办理一套户口，都能顺利解决。
同样，2010 年爆出的罗彩霞事件中，真假罗彩霞在数年中一直使用同一个身份证号，办出了除照片外信息完全相同的身份证。后来爆出的王娜娜事件也是同样操作。
可见，只要打点到位，冒名顶替的流程并不复杂，上述这些步骤都可以完美囊括在一个县城「政治家」的关系网络中。
接下来的问题是 —— 选谁当受害者？用陈春秀丈夫的话来说：「搞不懂，为啥偏偏选择我们？」
据受害者苟晶的说法，她被替换是因为和班主任的女儿长得像，都是方脸。但在 2018 年爆出的一个冒名顶替案件中，王宏伟（男）被许新霞（女）顶替上了河北中医学院。性别都能互换，方不方脸当然不算什么。
他们被选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：他们都是农村人。
农村人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，又缺乏维权手段，是「地头蛇」欺压的绝好对象。
1995 年，在发现自己被许新霞冒名顶替后，王宏伟及其家人没有深究。理由很简单，许家人有钱有势。许父开着大型食品厂，姨夫是县教育局基建科长。王父虽是乡党委书记，也难以抗衡。
事发后，许家拉着高中副校长、班主任和县政法委副书记来王家说情，并让许当王家的干女儿。王宏伟一家只能配合着把许新霞的户口落在了自己村里，让许新霞用自己儿子的名字上学。
乡书记的儿子尚且如此，普通农家子弟就更别提了。
不过，好欺负还只是相对次要的原因。
像王宏伟一样很快发现自己被顶替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大部分顶替事件往往要到十几二十年后才能浮出水面。
农村人之所以能够被轻易冒名顶替、而且能够被长期隐瞒，真正的原因在于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身份体系。
档案黑洞
农民是一种职业，还是一种身份？
在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，农民理应只是一种职业。然而在 1949 年来固有的城乡二元格局下，农民不仅是职业，而是一种身份，而且是由两套国家制度牢牢嵌套而成的。
首先，是户籍身份。
所谓城乡二元结构，就是将人分为农业户口 / 非农业户口，或者叫农村户口 / 城镇户口，用户籍决定其社会待遇。
户口是世袭的，父母是农村户口，孩子无论出生在何处，也都是农村户口。除非通过考学或招工将自己转变为城镇户口，吃上商品粮，农村孩子永远无法摆脱农民身份。
其次，是社会身份。
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生活完全依附于单位的制度遗存，又可以把工作者分为干部 / 工人 / 农民。尚未就业的学生则是处于待定状态的第四种身份。
这两组身份，决定了一个人工资、食品、住房、医疗、退休等种种待遇上的差异。
档案制度上的差异就是其中一种。在这套制度下，每个人都有户口，但不一定都有档案。只有干部、工人和学生是有档案的，而农民是没有档案的。
档案最多的是干部，因为档案制度本来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为审查干部发明的。组织审查的结果需要写成组织鉴定，和个人交代材料放在一起，共同构成人事档案的基本内容。
其次是工人档案。相较于需要被频繁定级、考核的干部，工人们的档案就薄得多了。
第三种是学生档案。最初只有大专院校会为学生建档，直到 1981 年教育再次发布了《关于高中建立学生档案的通知》，高中才开始普遍为高中生建立档案。
高中毕业生的档案袋里，不外乎是考试成绩单、体质测试表、毕业生登记表、学年评语表等等。高考结束之后，如果能考上大学，学籍档案会调到所在高校。
毕业后，学校会在其学籍档案中放上报到证，寄给就业单位的人事部门。此后，通过转正定级，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们就可以取得「干部」身份。
虽然今天的大城市已越来越不在乎干部身份，但在二十多年前，它是进入体制、评职称、提干的重要条件，更早时候还可以包分配工作，值得那些冒名顶替者铤而走险。
如果没有考上大学，高中毕业生也可以通过招工转为工人身份，学籍档案会转为工人档案，放在劳动局保管。
但招工更青睐城镇户口，农村人通过招工并不比考大学容易多少。要是考不成大学，往往只能像陈春秀自己说的那样：「要么种地，要么去打工。」
外出务工、在家务农的落榜生们的档案在哪里？他们不知道，也几乎用不着，绝大多数都被遗忘了。
在发现自己被顶替后，陈春秀找到了高中，发现自己的高中学籍档案早在 2004 年就已被提走了。此前，她做过服务员、售货员、工人，这些工作都不需要档案。用老一辈的话来说，这些工作都是「社会上」的，不是「国家的」。
一个农村户口的年轻人，一旦从中学毕业而没能捞到别的身份，就将变回「农民」身份。如果此生不再与体制发生什么关系，就永远不会用到档案。
于是，城市和乡村的两套逻辑体系给了冒名顶替者可乘之机。偷农村孩子的档案，是最安全的。
发现冒名顶替者
偷档案是如此简单，档案又天生神秘。如果不是山东高校主动查档，通过核查档案一致性揪出顶替者，许多被偷走档案的人几乎永远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近年被新闻曝光的案例，当事人之所以能发现真相，基本只有两种可能性。
一种是老天保佑，运气加持，得以在口耳相传中获知某处有同名同姓的人。
苟晶事件就是如此，苟是小姓，撞名更加不容易，很容易联想到自己冒名顶替。类似的还有年娟香事件，「真」年娟香的母亲在公交车上遇到了「假」年娟香，才发现女儿被人顶替上了大学。
另一种是不断和国家体制互动，终归会发现不对。
最早引起轰动的罗彩霞案能被发现，就是因为罗彩霞复读一年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，随后在考取教师资格证时，发现「假」罗彩霞已经获得了教师资格证；想要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，发现和她共用身份证号的「假」罗彩霞已经开通了银行业务。
陈春秀不如罗彩霞幸运，她家庭贫困，没钱复读，只能出去打工。打工者与体制的联系是微弱的，如果不是想参加成人自考，陈春秀永远不会登录学信网，也永远不会发现自己被顶替。
2010 年爆出的张志刚事件也是如此。2005 年，「真」张志刚发现自己无法办理二代身份证，也无法交上养老保险，才意识到自己的户口出了问题。
不过在今天，无论是否进入体制，每个人都比过去更紧密的和国家体制绑定在了一起。身份证、指纹、银行卡、实名电话卡、健康码，不管是旅行还是住店，我们需要不断被重新识别为我们自己。
这总归是有些好处，比如很难再被冒名顶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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